学位授予权的规范密度过高，当然会影响自主办学的空间。

现行实践以及征求意见稿对受案范围的规定较为狭窄，不利于学位授予权行使的监督与学位申请人的权益救济。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虽可行使一定的学术评价权，但应当尊重答辩委员会作出的决议。

不再统一规定学位证书格式。首先，要澄清《学位法》所要保护的合法权益。在外部构造上，更多地借助立法目的与法律原则而非法律规范来限制学位授予权的自主空间，确立禁止不当联结原则、比例原则与正当程序原则。学位授予权依照法律和校规行使，具有单方性、强制性，符合公权力的特征。[27]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粤71行终2828号。

在内部构造上，明确学位授予各环节行为的法律效果，重塑学位授予权内部关系。其二，《高等教育法》第11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确认了高校办学自主权。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对古罗马著名的法学家西塞罗影响甚巨，西塞罗在其《国家篇》中写到：真正的法律，乃是与大自然相符合的正理（rightreason）。

[7] 转引自登特列夫著：《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21] （英）约翰·奥斯丁著，刘星译：《法理学的范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我们要重建的中华法系，不是顾影自怜式的历史回望，而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返本开新的时代创造;不是孤芳自赏般的自吹自擂，而是借鉴一切优秀外来法制文明的人类融合;不是与西方法系分庭抗礼式的民族自诩，而是在厘清古今中外的法制得失后的新的超越。在罗马和雅典不会有不同的两套法律，在现在与未来亦复如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法律将适用于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在我们之上也将只有一位主人与统治者，那就是上帝，因为它乃是这法律的创造者、颁布者与执行它的法官。

之所以重提这一公案，是我感觉到中国法学界在西方法学的长期侵蚀下，很有一些学人对西方自然法奉若圣经，是时候有必要破一破这个迷信了。[9] 转引自登特列夫著：《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

所以，如果我们只是为中华法系的过去罗列平叙，是不能挽狂澜于既倒的;即使我们为中华法系评功摆好，挑出其中一二项、三四项优点，亦难能取当代中国法律的全盘西化而代之。[9]这就是说，通过理性，人类有能力去认识和理解自然法。然而，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因为中华法系在近代的衰落是—事实，弄清衰落的原因，指出中华法系之不足，阐发中华法系的优势,深究外来法系的得失，应该是更重要的。[1]逼使清政府舍已从人，抛弃中国成法，大量引进西方法律。

[4]这里仍强调自然法的自然性,并把它归之于上苍或神明。[11]这种说法是可以接受的，即从人的本性或本质中引伸出对人的行为的根本的法律规范。稍后的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克吕西普则说：因为我们个人的本性都是普遍本性的一部分，因此，主要的善就是以一种顺从自然的方式生活，这意思就是顺从一个人自己的本性和顺从普遍的本性。这一来，否认它们的人便非得自打嘴巴不可。

[24]哈特的批评是温婉的,却又是深刻的。人的道德良知起初处于朦胧的状态。

文中的黑体字是我加的。确实,从民国时期的一些法学家到建国后的一些法学家,更多地是从中华法系的即往实存中进行挖掘、整理、表达，这些固然重要，让人们对中华法系多有一些同情性的理解。

[2]自然法作为西方的法上法，具有形上的、统摄的、总揽的意味，这和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差不多，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孙国东教授的类比。窃以为‘中华法系的复兴或重建只能是法哲学意义上的‘复兴或重建。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当我们将权利之维重植于道中,并以唯物史观来加持,这样的道必定极高明而道中庸,既形上又兼形下,西方自然法更不能望其项背矣! 注释：[1] 见《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载《大清法规大全·外交部》卷19，第2153页，高雄考证出版社1972年版。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在各方固执己见的情况下，各方都会将空洞的口号，作为自己主张的基础。到了现代,自然法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雅克·马里旦作为新自然法学的代表,不仅为自然法翻出了新意，也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对自然法的攻击。[23] （奥）凯尔森著，沈宗灵译：《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38—539页。

在这样一种状态中，他们注定不可避免地故弄玄虚，夸大其词，以张扬自己的所谓目的，即使这些目的，对此功利原则来说，已经是渺小可怜的，微不足道的。[7]这里虽然提到理性,却是由神圣天命规定的。

[19]我们简略地为西方自然法拉出一条主线,虽然可以看出自然法理论在不断发展,但歧义横生则是一事实,更主要的在于,自然法理论或纯任自然,或付之上苍,或交由上帝,或托诸理性,却有一共同点:该理论虚玄幻化,缺乏具体的、实在的、可操作的规则。我们会试着把这些真理从那些形而上学的背景中抽离出来,以更简单的语言重新去描述它们。

[5]这段著名的话，成了罗马法学家自然法观念的重要阐释，进一步给自然法打上了永恒不变的印记，排除了一切人为的可能，把它的存在归诸于万能的上帝。[14]另外，认识自然法还有一种倾向结构或动态方案，[15]在这些倾向结构或动态方案里，可以产生许多不同的、仍然有缺陷的内容，更不必说可能同基本倾向混在一起的、被歪曲了的、有偏差的或堕落的倾向了。

[4] 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7页。[17]马里旦对自然法的新解读，是一个进步，他从人类本性中引出自然法的规范，[18]带有本源性的、基础性的意义。他们被制造成为天命之分享者，他们既控制自己的行动，又控制其他东西的行动，以此听命于神圣天命。在另一层面，应该承认，西方法系对权利的重视，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对市场经济的适应，则是固有的中国法律所欠缺的，可以济中华法系之穷。

它之所以是某种理想的东西，因为它是以人的本质及其不变的结构和所含有的可以理解的必然性为依据的。[2] 具体情况见孙国东、方宇军:批评与回应（二）、（三），载爱思想网2123·6·28，2123.7.10[3] 转引自严存生：《西方法哲学问题史研究》，第120页。

[23]哈特先引述边沁和穆勒对自然法的评价:边沁或穆勒对于自然法的抨击最为严厉,他们经常批评对手因为混淆了法则的不同概念,才会相信所观察到的自然规律性是宇宙的神性统治者(上帝)所规范或授予的。紧接着马里旦说：在决定这些事情时可能产生各种错误和偏差，这不过证明我们的眼力是薄弱的，我们的本性是粗陋的，并且还有无数的意外事故会来破坏我们的判断。

……我将这些法和规则,称为‘神法或‘上帝法。[16] （法）马里旦著，霍宗彦译：《人和国家》，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8页。

人类历史上那么多的变法革新，我们大都能看见书生议政议法的身影，理论上的准备和思想上的激扬是必不可少的，然后才由政治家付诸实施。因此，他们都分享了某些神圣理性，由于这理性而有了对某些与他们相宜的行动与目标的偏好。在意识到重建中华法系的理论准备不足之余，宋先生敏锐地观察到：然而，中华法系是否就仅是在家族相似性和形而下的内容体系特征意义上的？它有没有更潜浸的‘道或者说形而上层次上的东西？这是中国法律史学者们近年开始感兴趣的[12]这可以理解为，自然法顺遂人的本性作出人们可做和不可做的事情的规定。

[15] 这里马里旦借用了托马斯·阿奎那的一个概念—倾向认识， 其论证带有神秘性，如要作进一步的了解，参见马里旦著，霍宗彦译：《人和国家》，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6—88页。确实,从民国时期的一些法学家到建国后的一些法学家,更多地是从中华法系的即往实存中进行挖掘、整理、表达，这些固然重要，让人们对中华法系多有一些同情性的理解。

在这样一种状态中，他们注定不可避免地故弄玄虚，夸大其词，以张扬自己的所谓目的，即使这些目的，对此功利原则来说，已经是渺小可怜的，微不足道的。马里旦特别指出：所以法律和对法律的知识是两件不同的东西。

[18] 其实，从人性中引伸出自然法，并非始自马里旦，西方先贤屡有论及，只是马里旦的论证比他们更进一层。格老秀斯则宣称：‘自然法就是理性之一项命令，这理性能够指出一个行动本身具有合乎道德基础或道德必然性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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